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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文摘01 | 成伯清:社会科学必须斩断历史?

成伯清 学术与社会 2019-04-10

【石头摘引】 在我们这个时代,学者们都已经习惯于“长篇大论”,“短篇小论”反而少见。本文各节原散刊于《中国社会科学报》“睿语絮言”栏目,皆单独成文。王宁编辑时常在朋友圈转发,每每读了,颇有回味。于是我说,你全打包给我,我给你化零为整。


【作者简介】 成伯清,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 


在二战以后学院化、专业化的社会学中,我们很少能够读到令人激动的东西。是炒得烂熟的概念失去了魅力,还是精致的命题中缺少了时代关怀?


社会学应当以时代的重大主题为自己的课题。更主要的,社会学应当与个体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。阅读社会,同时也就是洞悉人生,或许如此想会快意许多。



关于社会学的起源,向来有孔(孔德)孟(孟德斯鸠)之争。但这种说法受到了福柯的嘲弄:“很多人在孟德斯鸠和孔德那里寻找社会学的起源。这真是太无知了。社会学知识是在类似医生们的实践中形成的。例如,在19世纪,盖邦对南特城进行过卓越的研究。” 


难道社会学家也是空间的专家?这样问或许太抽象了。不过,确实是一系列新涌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,强化了有关人口的“实际情况”的重要性。


福柯的论断别具洞察。当今以诊治社会问题为核心的社会学——乃至所谓“社会工程”(social engineering)——正是顺着这种范式而来。从根本上来说,社会学的一种主要取向,就是充当一种社会病理学,这在将社会学成功学科化的涂尔干(Durkheim)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出。


可见,从出身来看,社会学知识与权力技术密不可分。但我们必须谨记的是,这也仅是社会学的一个面向。社会学本来就有而且应该有不同的实践方式。



社会科学视角的出现,源于社会性力量的崛起。社会性(the social)之出现,是社会科学确立的前提。传统形态下存在的人们,并不能将他们所体验的社会关联性(social interconnectedness)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。按照那时的主导思路,他们将自己的生活体验为领袖人物——君主或大臣,或者自己的主人——的行动结果。正是个体和政府之外的社会性力量——这也是一种莫名的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力量——的崛起,使人们有了了解它们的求知意志或冲动。首先将这种力量具体化的是市场,所以,社会科学的最初形态表现为政治经济学。是政治经济学家在原有的司法的、艺术的、道德的、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之上,确立了对于社会领域的科学观察的优越性。


而大众运动的兴起,也使社会学出现了。社会学家相信,在市场之外,还存在着一个自成一体的社会。社会具有自我调节的力量,并且其结果往往出乎有目的的行动者的意料之外。


所以,从社会科学的起源来看,它就是为了了解超出直接体验的非个人性力量(impersonal forces)。但有一点,这种求知意志,当然是为了个体能够把握现实、更好地生存,或者有意义地体验这个世界。而如今,随着社会演变为复杂的交换体系,学者作为职业的这种探讨,已经与个体体验越来越远,蜕化为替“体系”(system,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相对于lifeworld)出谋划策的勾当了。



社会学虽早有想象力的说法,但它却越来越被淹没在科学的程式之中。其实,现代之科学方法,即在提供一套可供模仿的操作方式,使碌碌者也能混迹其中,依照“原理”去“推论”罢了。与之相近者,则仰仗“点数”,运行模型,而后发布“真理”。


相比之下,涂尔干的《自杀论》,实在是一大想象之作。由个人的私密行为,联想到社会结构之特性。非超凡之巧思,不能致此。然后世之学徒,真能领悟其中之玄机者,有几人欤?


社会生活中的隐晦之处、空白之点,比比皆是,若无高远的想象力,焉能连而贯之,提出妙解趣说?善读书者,即如朱子所言,去发现他人想象中的“罅缝”,然后去“抉开”另外一番天地。 



理论创造,就是想象一种从未有人设想过的可能性,需要许多的机缘和勇气。如果没有一定的认识程度,那就谈不上理论,因为这需要以吸纳大量的相关智慧为条件,否则可能是痴人说梦,或者干脆是胡思乱想。而越是沉浸在这种智慧中,越是可能丧失创造的勇气。因循守旧,总比开创从未有人涉足过的新途径舒坦,更不需要体验位于巅峰的孤独和惶恐。


“我从高山而来”的查拉斯图拉式的勇气,并非人人皆有或能承受,更遑论命运总让我们与这种灵感失之交臂。



经典社会学家都有深厚的历史学功底,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。而且有趣的是,这种历史知识都是自学的,但又确实是出于社会学研究的需要。在他们看来,关于过去的知识,对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。


而当代的社会科学,基本上都假定了“一个拥有因果关系的简短历史的世界”。相应地,各个领域的所谓专家,也将自己的知识和兴趣局限于狭隘的现在。


或者,这就是“科学”进步的代价?越来越科学化,意味着越来越精确,而要追求精确,就必须限定在一个边界清晰的系统之中。但历史,尤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,恐怕难以被如此操作化。人世间的漫长岁月与因果联系,又怎么可能以所谓的概念乃至模式统摄呢?


为了所谓的社会科学,我们就必须斩断历史?


这种科学精神,从根本上说是忽视过去、注重未来的。正是对于未来和进步的信念,构成了这种科学精神的“元叙事”。但不无悖谬的是,所谓经验的科学,恰是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推断可能发生的事情,亦即从过去的轨迹来推断未来的趋势。


仅凭这一点,我们不难洞悉科学游戏的老底:评价、设计和规范的方法,其实不能如实反映事实的成分。



只有老生常谈,才能指望别人在瞬间接受,因为理解的背景为双方所共有。而具有颠覆性的思想,必须以解除固有思想为前提,然后方能为人所接受。所以,布尔迪厄认为,具有思想的思维的展开,本质上是与时间紧密相连的。


但是,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,在传媒不断需要“思想者”帮助填满受众脑袋的时代,唯一的适应者只有“快思手”(fast-thinker)了。他们并非以思想敏锐见长,而是擅长伶牙俐齿地说出符合受众期待的观点。而他们之所以能扛着思想者的身份行走,是因为媒体基于某种共同利益授予了他们话语权。


尼采曾经说过,如果尽量迅速地促进学术,也就将尽量迅速地毁灭学术,正如人为地强迫母鸡迅速地生蛋,会导致母鸡死亡一样。如今有些学者,成了“精疲力竭的母鸡”(the exhausted hens)。“它们只能比往昔多叫几声,因为它们生蛋更多,自然这些鸡蛋也越来越小。”虽然书是越来越厚。


我们的问题是,尼采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所说的话,为什么如此贴切地适用于我们目前的学界?是所谓的现代性状况在从中作祟?市场对于思想的需求以及时尚的多变,迫使学者快速地生产,而快速之下只能拿出单薄的东西?


如果是现代性使然,那么我们只能说,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条件下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了。是文明染病,还是我们在追求一种早已落伍的存在方式?


真向往立言谨慎的“敬惜字纸”的时代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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